认识《活着》之前的余华：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方向

1“童年对我们决定了一生的方向：世界最初的图像就是那时候来到我们的印象里。”

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，父母都是医生，医院分配的宿舍楼就挨着医院的病房。

余华和哥哥经常玩耍的时候，看见外科医生父亲给病人做完手术，带着口罩和衣服上都是血迹。

宿舍公共厕所就在医院太平间对面，余华每次如厕都会朝里面看上一眼，一张水泥床，冰冷却又熟悉。在某个炎热的夏天午后，他上厕所突然觉得太平间里凉爽如冰，就躺在水泥床上睡着了，而后经常去那里“偷凉”。

早期作品洁净、冰冷、残酷的气息，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，暴力和死亡是他执着描写的对象，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。

这是余华的童年往事，也是最初对死亡的感受，冰冷伴随着很多失去亲人的哭声。对于一个孩童还说，就像是隐藏在炎热里凉爽气息。

余华曾被称为“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”，然而，人最难的就是面对现实的残酷。就像他在《活着》里写到过，关于生与死的深刻语句：

“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不得不来。

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不得不走。”

2“一些学生或年轻人问我怎样才能称为一个作家？我说只有一个字——写”

余华坦言，最早写作的理由是功利的，只因为不想做牙医工作，想换一份舒服自由的工作，去文化馆，但要求必须有发表在杂志上的的作品。

最初，余华连分行、标点都不知道怎么弄，就找来文学杂志，随便找一篇短篇小说研究分行和标点。

学习初期最难的是如何坐下来写，这个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很艰难，脑子空空坐在书桌前，逼自己学，这是任何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是第一障碍。

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，但自我感觉有几句话写的特别好，很得意，有了一些自信。正如余华所说：“这就是写作给我的酬谢。”

第二篇开始里面有了些故事性，第三篇不仅有故事，还有了人物，很幸运，第三篇发表了。

余华谦虚的说是幸运，那个年代，作家的全部作品都无法填满中国文学杂志的版面，所有编辑们会发掘有希望的新作者，他才会被发掘。

但一个从标点都不会使用的人，是如何磨练自己耐心和毅力的坐在书桌前研究和写作，付出什么，我们可想而知。

本杰明·富兰克林少年时期偶然读到《旁观者》第三卷，读了很多遍，非常喜爱，于是开始模仿里面的文风。选了几篇文章，归纳出每段表述的要旨，然后搁置几天，不看原书，用自己想得到的适当的词句重新进行组合，并尽量依照原来的内容写出一篇文章。再将原文和自己写的对比，找出其中不足，加以修正。

为了能够增加词汇量，写好诗歌，他还将一些故事，改成诗歌，过一段时间再把自己的诗歌还原成散文，最后，把自己写的散文和原文比较，找出错误，并一一订正。日复一日的训练，不仅增加了词汇量，还学会了文章整理思路，表达更生动。

作家连岳说过：“决定人一生的，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都是一些简单的原则。”但能做到的人却少之又少。

3“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。”

余华在小镇上，白天拔牙晚上写作，完成一个短篇小说就寄往《人民文学》或者《收获》。被退回来后寄给《北京文学》和《上海文学》，再被退回来就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寄。

余华说：“我的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，比我后来三十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。”

邮递员把装着厚厚退稿的大信封扔进院子，余华的父亲一听就知道又有退稿了。有时候有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，父亲会说，这回有点希望。

一直到1987年，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作品发表后，引起了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。余华从“投稿”变为“约稿”创作。他高兴的把约稿信向父亲展示说：“我出名了！”

余华尝试在各大文学刊物写作，发表了几篇小说，告别了五年的牙医生涯，去文化馆上班。

一本瑞典文学巨匠斯特林堡的长篇小说《红房子》，对青年余华走向文学道路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
写作初期，文学刊物的主编不断的要求余华改稿符合社会需求，很多青年作家的处境都相似，最初没有选择，只有屈从。

而这段经历，和《红房子》里描写的的法尔克情形相似。法尔克被迫写满15页符合内容，他绞尽脑汁、心如刀绞，把一个年轻作家无名时写作的艰辛表达的淋漓尽致。

当法尔克浑身难受，饥饿难耐的伏案而作时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，他把所有钱给了信差，退回来给出版社强加给他的写作。法尔克躺在沙发上，松了一口气，所有的不舒服，包括饥饿感，一下子都没有了。

余华看到这里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疏解。那段时间，他已经对于“为了发表的写作”彻底的厌倦。身体、心理都接受着煎熬，一切都别扭的困扰着他。

某一天早上，余华突然扔掉正在写着的令人厌倦的小说的笔，告诉自己：以后坚决不写这些不能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了。

他激动的走在大街上，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他的激动，那一刻，他觉得重生了！

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。即便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要还有梦想，就能够卷土重来。

余华写闻名于世的小说《活着》的时候，受到文学界内部很多人的批判，甚至都不是写的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根本就不该写这样一部题材。他们的观点是，作家写什么从来都不由作家决定的，而是由读者来决定的。

余华并没有遵从所谓的“文学时尚”路线，他说：

“我肯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写我的作品！一个作家怀着写一部伟大作品的念头，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写小说，会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，至于出版以后是不是伟大的作品，别人怎么评价它，对作家来说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！”

4《活着》：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。

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叙事形式给了余华很大影响，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、《现实一种》、《世事如烟》等一系列作品，被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代表了文学形式，被称为“先锋文学”。

1992年，余华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，脑子里出现了“活着”两个字。之前余华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主题，关于一个人和他的命运的关系。直到这两个字出现，一下子知道该怎么写了。

最开始用第三人称叙述，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来写福贵的一生，语言也是《在细雨中呐喊》的风格延续，写了一万多字以后感觉不对。后来尝试用第一人称叙述，非常顺利。

而福贵是个农民，只在小时候读过三年的私塾，所以在叙述风格上要平实，用最简单的语言，慢慢的讲述。

很多人把《活着》这部作品作为余华写作风格转变的重要作品，媒体问及转型历程。余华说：“转变不是我想转变就能转变的，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，尤其是写长篇小说，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”

写《活着》的时候，余华32岁，在嘉兴市文联当编辑的时候，每月大概200块钱的工资。《活着》让余华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，从此有了正面叙述的勇气。

小说还没有在《收货》杂志上刊出的时候，导演张艺谋就去和余华谈改编成电影的事情。张艺谋是《活着》的第一个读者。

余华前后从张艺谋手中拿到了5万元剧本费用，他和妻子欢呼雀跃到“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。”

张艺谋该拍后的电影《福贵》，给余华带来了巨大的版权费用，国外版税也不断汇入，余华说：“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书”，他的那本就是《活着》。

当年像《活着》这样的小说，大多数文学杂志不敢发表，《收获》敢发，主要是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，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子，如果她认为好的作品，即便冒着被撤职的风险，她也会去发表。

事实证明，李小林的眼光果然独到而长远，苏童、马原、莫言、余华很多作品都是通过《收获》面世于众的。

《活着》1998年后大火，称为解读生命柔韧的力量小说。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，却来自于余华当年的坚持自我。

余华从《活着》写作技巧的调整，不如说是人生态度的调整。像福贵这样的一生，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，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，但是让福贵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，苦难的生活，他经历了家人的温暖和爱。

现在的余华，49岁，好脾气，耐心，替人着想，说话滔滔不绝，吃饭大快朵颐，大笑十分快活，甚至是憨厚的。想起余华在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杂文集中说过：“《活着》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，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。”

参考资料：

余华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

余华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

余华《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》